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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人吧作家刘震云撰文谈家乡:延津就是世界,

2022-01-10 11:2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作者:国际锐评评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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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震云与外祖母。

刘震云与外祖母。

刘震云在老庄村头剪影。

刘震云在老庄村头剪影。

刘震云作品部分外文封面

刘震云作品部分外文封面

刘震云,汉族,河南延津人,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。曾创作长篇小说《故乡天下黄花》《故乡相处流传》《故乡面和花朵》(四卷)、《一腔废话》《我叫刘跃进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《一日三秋》等;中短篇小说《塔铺》《新兵连》《单位》《一地鸡毛》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等。

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、瑞典语、捷克语、荷兰语、俄语、匈牙利语、塞尔维亚语、土耳其语、罗马尼亚语、波兰语、希伯来语、波斯语、阿拉伯语、日语、韩语、越南语、泰语等20多种文字。2011年,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获得茅盾文学奖。2018年,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。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,也在国际上多次获奖。

从此,我离开了家乡。

后来,我和我的作品,又不断回到家乡。

这时的回去,和过去的离开又不一样。

我想说的是,延津与延津的关系,

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关系,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系。

换句话,延津就是世界,世界就是延津。

河南延津是我的家乡。

延津濒临黄河,“津”是渡口。因水运便利,三国时,曹操曾“屯粮延津”。官渡大战,更早的牧野大战,就发生在延津附近。但黄河不断滚动翻身,两千多年过去,延津距离黄河,已有三十多公里,成了黄河故道。作为渡口,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。

《诗经》也产生在延津附近。其中的邶风、鄘风和卫风,在周朝,皆是我乡亲口头传唱的民谣。台湾有个学者叫李辰冬,他经过二十年的艰苦考证,又说311篇《诗经》,不是口头民谣,而有一位文字作者,这位诗人叫尹吉甫,是延津人。我提尹先生,并无攀附之意,我们家,自我妈往前辈数,都不识字。

我从小生活在延津县王楼乡西老庄村。黄河故道盛出两种特产,一,黄沙;二,盐碱;我们村得到的遗产是盐碱。春夏秋冬,田野上白花花一片,不长庄稼。据说,我外祖父他爹,是西老庄村的开创者。他率领家族,在这里落脚,看中的就是盐碱。一家人整日到地里刮盐土碱土,然后熬盐熬碱,然后推着独轮车五里八乡吆喝:“西老庄的盐来了”“西老庄的碱来了”。新起的村庄,就着“老庄”的村名,显得出售的盐碱有历史传承。得承认,这是一种智慧。

我们村距开封四十多公里。放到宋朝,就是首都郊区。那时的宋徽宗和李师师,口音都跟我们村差不多;说的都是普通话。我母亲年轻的时候,曾到开封学过汴绣;这趟旅行,成了她多少年聊天的经典话题。“我当年在开封学汴绣的时候,曾去状元桥吃过灌汤包;元宵节那天,还去马市街看过灯市。灯市你懂不懂?那阵势……”我不懂。后来读了孟老元的《东京梦华录》,懂了。

当我阴差阳错成为一个作者,“延津”作为一个地名,频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。为什么呀?是不是跟福克纳一样,要把延津画成一张邮票呀?这是记者问我的经典话题。我的回答是,我不画邮票,就是图个方便。作品中的人物,总要生活在一个地方;作品中的故事,总要有一个发生地;如果让这人的故事,发生在延津,我熟悉的延津胡辣汤,羊汤,羊肉烩面,火烧……都能顺手拈来,不为这人吃什么发愁;还有这人的面容,皱褶里的尘土,他的笑声和哭声,他的话术和心事,我都熟悉,描述起来,不用另费脑筋。正如有人问,你好多部作品的名字,都是“一”字开头,如《一地鸡毛》《一腔废话》《一九四二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《一日三秋》,是不是有意为之呀?我的回答是,有意为之是件痛苦的事,给每部作品起名字的时候,我真没想这么多;但走着走着,抬头一看,它们像天上的大雁一样,竟自动排成了行。我这么说,估计人家也不信。不信就不信吧,一个作品名字,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。

我书中的延津,跟现实的延津,有重叠的地方,也有不一样的地方;因为都叫延津,容易引起混淆。现实的延津不挨黄河,县境之内,没有自发的河流;总体说,延津跟祖国的北方一样,是个缺水的地方。但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,却有一条汹涌奔腾的津河,从延津县城穿过。元宵节闹社火的时候,津河两岸锣鼓喧天,人山人海;第二天早上,沿河两岸,剩下一地鞭炮的碎屑和众人挤丢的鞋。一些读过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朋友去了延津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在县城走了一遍,问:河呢?塔铺是延津的一个乡,我写《塔铺》的时候,以“我”为主人公;在高考复习班上,“我”与一位清秀的女孩李爱莲,发生了纯洁的爱情。一些朋友去了塔铺,四处打听:李爱莲的家在哪条街?《一日三秋》的开篇,从六叔和六叔的画写起。六叔画的,全是延津和延津五行八作的人;六叔死后,这些画作被六婶当烧纸烧了;为了忘却的纪念,为了重现六叔画中的延津,我写了《一日三秋》这本书——这是书中的话。一些朋友读了这本书,常问的问题是:延津真有六叔这个人吗?现在,我用六叔的画作,统一回答这些问题。

六叔主要是画延津。但跟眼前的延津不一样。延津不在黄河边,他画中的延津,有黄河渡口,黄河水波浪滔天。延津是平原,境内无山,他画出的延津县城,背靠巍峨的大山,山后边还是山;山顶上,还有常年不化的积雪。有一年端午节,我见他画中,月光之下,一个俊美的少女笑得前仰后合,身边是一棵柿子树,树上挂满了灯笼一样的红柿子,便问,这人是谁?六叔说,一个误入延津的仙女。我问,她在笑啥?六叔说,去人梦里听笑话,给乐的。又说,谁让咱延津人爱说笑话呢?

不知我用六叔的画,说明白这些混淆没有。没说明白也不要紧,文学混淆了一些现实,也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。

我的意思是,什么叫文学?生活停止的地方,文学出现了。

其实,如果我只是以延津为背景,写了一些延津人发生在延津的一些事,只能算写了一些乡土小说。乡土小说当然很好,但不是我写小说和延津的目的;欲写延津,须有延津之外的因素注入,也就是介入者的出现。是谁来到了延津,激活了五行八作和形形色色的延津因素和因子,诸多因素和因子发生了量子纠缠,才是重要的。这是一个艺术结构问题。在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,有一个介入者叫老詹。有老詹和没有老詹,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格局是不一样的,呈现的延津也是不一样的。老詹是意大利一个传教士,不远万里来到延津。老詹的本名叫詹姆斯·希门尼斯·歇尔·本斯普马基,延津人叫起来嫌麻烦,就取头一个字,喊他“老詹”。老詹来延津的时候,不会说中国话,转眼四十多年过去,会说中国话,会说河南话,会说延津话;老詹来延津的时候,眼睛是蓝的,在延津黄河水喝多了,眼睛就变黄了;老詹来延津的时候,鼻子是高的,在延津羊肉烩面吃多了,鼻子也变成一个面团。四十多年过去,老詹已是七十多的人了,背着手在街上走,从身后看过去,步伐走势,和延津一个卖葱的老汉没有任何区别。老詹在延津待了四十多年,只发展了八个徒弟。老詹在黄河边遇到杀猪匠老曾,劝老曾信主。老曾按中国人的习惯,问:“信主有什么好处?”“信了主,你就知道你是谁,从哪儿来,到哪儿去。”“我本来就知道呀,我是一杀猪的,从曾家庄来,到各村去杀猪。”“你说的也对。”老詹想想又说,“咱不说杀猪,只说,你心里有没有忧愁?”“那倒是,凡人都有忧愁。”“有忧愁不找主,你找谁呢?”“主能帮我做甚哩?”“主马上让你知道,你是个罪人。”“这叫啥话?面都没见过,咋知道错就在我哩?”两人不欢而散。由于延津的天主教势单力薄,延津办新学的时候,教堂被县长征作学堂,老詹从教堂里被赶了出来,住在一个和尚废弃的破庙里;但老詹传教的心仍锲而不舍,每天晚上,都要给菩萨上炷香:“菩萨,保佑我再发展一个天主教教徒吧。”在延津被传为笑谈。

老詹和延津的关系,不知我说明白没有?

《一日三秋》中,也有一个介入者叫花二娘。花二娘就是六叔画中那个仙女。老詹到延津是为了传教,花二娘到延津来,是为了到延津人梦里找笑话。你笑话说得好,把她逗笑了,她奖励你一只红柿子;你笑话没说好,她也不恼,说,背我去喝碗胡辣汤。但花二娘是一座山,谁能背得动一座山呢?刚把花二娘背起,就被这座山压死了。或者,就被笑话压死了。

一个笑话,与延津的量子纠缠。

我的意思是,如果只写延津,延津就是延津,介入者的介入,便使延津和世界发生了联系,使延津知道了世界,也使世界知道了延津,也使延津知道了延津。

除了介入者,从延津出走者,对于写延津同等重要。这是另一个艺术结构问题。在《新兵连》中,我写了一群从延津出走的乡村少年。他们在村里,到了夏天,还是睡打麦场的年龄,当他们离开延津,到达另一个世界,马上发生了困惑。刚到新兵连吃饭,猪肉炖白菜,肉瘦的不多,全是白汪汪的大肥肉片子。但和村里比,这仍然不错了,大家都把菜吃完了,惟独排长没有吃完,还剩半盘子,在那里一个馍星一个馍星往嘴里送。新战士李胜看到排长老不吃菜,便以为排长是舍不得吃,按村里的习惯,将自己舍不得吃的半盘子菜,一下倾到排长盘子里,说:“排长,吃吧。”但他哪里知道,排长不吃这菜,是嫌这大肥肉片子不好吃,他见李胜把吃剩的脏菜倾到自己盘子里,气得浑身乱颤:“李胜,干什么你!”接着将盘子摔到地上。稀烂的菜叶子,溅了一地。李胜急得哭了。事后“我”劝李胜,李胜说:“排长急我我不恼,我只恼咱村其他人,排长急我时,他们都偷偷捂着嘴笑。”这里写的不仅是李胜的难堪,也是延津在世界面前的碰壁。同时,“他们都偷偷捂着嘴笑”,是我那个阶段的写作水平,开始知道由此及彼。由延津到世界,也是由此及彼。

在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,主人公李雪莲也走出了延津:她从延津走到市里,走到省里,来到北京。走来走去,只是为了纠正一句话,“我不是一个坏女人”;但她走来走去,花了二十年工夫,这句话还是没有纠正过来。一开始还有人同情她,后来她的絮叨就成了笑话,没人愿意再听她说话。当这本书出荷兰文时,我去荷兰配合当地出版社做推广工作,一次在书店与读者交流,一位荷兰女士站起来说,她看这本书,从头至尾都在笑,但当她看到李雪莲与所有人说话,所有人都不听,她只好把话说给她家里的一头牛时,这位荷兰女士哭了。接着她说,当世界上只有一头牛听李雪莲说话时,其实还有另外一头牛也在听李雪莲说话,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。

这是李雪莲和世界和牛的关系。

再说一位从延津出走者,便是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的私塾先生老汪。老汪有四个孩子,三个男孩,一个女孩。三个男孩都生性老实,惟一个女孩灯盏调皮过人。别的孩子调皮是扒树上房,灯盏爱到东家老范家的牲口棚玩骡子马。牲口棚新添了一口淘草的大缸,一丈见圆。灯盏玩过牲口,又来玩缸,沿着缸沿支岔着手在蹦跳,一不小心,掉到缸里淹死了。那时各家孩子多,死个孩子不算什么,老汪还说:“家里数她淘,烦死了,死了正好。”转眼一个月过去了。这天,老汪去家里窗台前拿书,看到窗台上有一牙月饼,还是一个月前,阴历八月十五,死去的灯盏偷吃的;月饼上,留着她小口的牙痕。当时灯盏偷吃月饼,老汪还打了她一顿。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,现在看到这一牙月饼,不禁悲从中来,扔掉书,来到牲口棚的水缸前,开始大放悲声。一哭起来没收住,整整哭了三个时辰,把所有的伙计和东家老范都惊动了。转眼三个月过去,下雪了。这天晚上,东家老范正在屋里洗脚,老汪进来说:“东家,想走。”老范吃了一惊,忙将洗了一半的脚从盆里拔出来:“要走?啥不合适?”“啥都合适,就是我不合适,想灯盏。”“算了,都过去小半年了。”“东家,我也想算了,可心不由人呀。娃在时我也烦她,打她,现在她不在了,天天想她,光想见她。白天见不着,夜里天天梦她。梦里娃不淘了,站在床前,老说:‘爹,天冷了,我给你掖掖被窝。’”“老汪,再忍忍。”“我也想忍,可不行啊东家,心里像火燎一样,再忍就疯了。”“再到牲口棚哭一场。”“我偷偷试过了,哭不出来,三个月了,我老想死。”老范吃了一惊,不再拦老汪:“走也行啊,可你到哪儿,也找不到娃呀。”“不为找娃,走到哪儿不想娃,就在哪儿落脚。”老汪带着妻小,离开延津,一路往西走。走走停停,到了一个地方,感到伤心,再走。三个月后,出了河南界,到了陕西宝鸡,突然心情开朗,不伤心了,便在宝鸡落下脚。这年元宵节,宝鸡满街挂满了灯笼,万千的灯笼中,他似乎又见到了灯盏。

不知我说明白没有?

我进一步想说的是,地域性写作,和走出地域的写作,不仅有外来介入者、从地域出走者的区别,更重要的是,背后还有作者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分野。鲁迅与其他乡土作家的区别是,乡土作家写一个村庄,是从这个村庄看世界;鲁迅写一个村庄,是从世界看这个村庄,于是有了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《孔乙己》等作品。

我曾经说过,文学的底色是哲学。

接着我想说说幽默。目前我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,文字到达之处,读过我书的人,都说我很幽默。其实这是一种误会,因为他们没到延津来过;到了延津他们就知道,我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,我的乡亲,个个比我会说笑。这也是花二娘到延津来找笑话的原因。延津人日常见面,不以正经话应对,皆以玩笑招呼。张三到李四家去,李四家正在吃饭,李四邀请张三坐下吃饭,说的决不是“请坐,一块吃点吧。”而是:“又是吃过来的?又是不抽烟?又是不喝酒?”如果是外地人,便不知如何应对,场面会很尴尬;延津人会这么回应:“吃过昨天的了,不抽差烟,不喝假酒。”坐下一块吃喝起来。两个延津人,在一起讨论非常严肃的话题,如张三与李四谈一单生意,或李四想找张三借钱,也是以玩笑的方式进行讨论;谈笑间,已安邦定国;或者,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。

延津人为什么这么幽默?这也是一些记者问我的经典话题。当然,幽默的源头不该从幽默本身找;如果幽默只是幽默,就成了耍嘴皮子;幽默的背后,可能有更重要的现实和历史原因;结论可能是:喜剧的底色会是悲剧,悲剧的底色会是喜剧;或者,悲剧再往前走两步会是喜剧,喜剧再往前走两步会是悲剧;幽默再往前走两步可能就是严肃,严肃再往前走两步可能就是幽默。《一日三秋》中不会说笑话的人,在梦中被花二娘压死了,等于被笑话压死了,也等于被他的严肃压死了。一九四二年,因为一场旱灾,我的家乡河南被饿死三百万人。三百万人是什么概念?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在奥斯维辛集中营,被纳粹和希特勒迫害致死的犹太人,约一百一十万人;等于一九四二年的河南,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,缺少的是纳粹和希特勒。这些被饿死的河南人,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死呢?逃荒路上,老张要饿死了,他临死前没有愤怒,也没有追问:我是一个纳税人,为什么要把我饿死,国民政府为什么没有起到赈灾的责任?而是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,他想起了他的好朋友老李,老李三天前就饿死了,他说:“我比老李多活三天,我值了。”老张为什么能用幽默的态度对待生死?那是因为从商朝到一九四二年,黄河两岸发生的饿死人的事太多了。我写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的时候,曾采访我的外祖母:“姥娘,咱们谈一谈一九四二年。”“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?”“就是饿死人的那一年。”“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,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?”当严酷成为一种日常的时候,你用严肃的态度对付严酷,严酷就会变成一块铁,你是一颗鸡蛋,撞到铁上就碎了;如果你用幽默的态度对付严酷,严酷就会变成一块冰,幽默是大海,这块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。

关于幽默,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?

延津有一种地方戏,叫二夹弦,大家再去延津的时候,建议大家听一听。这个剧种管弦节奏急,唱腔语速快,从头至尾,像两个人在吵架,让人目不暇接和耳不暇接。有什么事,不能慢慢说吗?急管繁弦,难说烟景长街;但它就是这么快,不给人留半点间隙和喘息的时间;就像我们村的人吃饭,个个吃得快,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样,大概也是历史留下的病根。急切的戏剧,你听着听着就笑了,也是一种幽默。

至今想来,延津让我第一次感到震撼,正是我离开延津的时候。我当兵那年,在新乡第一次见到火车。那时的火车还是蒸汽机。我随着几百名新兵排着队伍往前走,上到火车站的天桥上,一列绿皮火车鸣着笛进站了。在火车头喷出的蒸汽中,从火车上下来成百上千的陌生人,又上去成百上千的陌生人,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,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;过去我在村里,村里的人我都认识;熟悉没有让我感动过,现在为了陌生和陌生的震撼,我流泪了。排长问:“小刘,你是不是想家了?”我无法解释熟悉和陌生的关系,我只好说:“排长,当兵能吃白馍,我怎么能想家呢?”

从此,我离开了家乡。后来,我和我的作品,又不断回到家乡。这时的回去,和过去的离开又不一样。我想说的是,延津与延津的关系,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关系,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系。换句话,延津就是世界,世界就是延津。

谢谢延津,也谢谢每一个读过我作品和去过我家乡的朋友。

2022年1月

(原题为《延津与延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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